从西安往北,路就不是铁路了。董健吾先给每个人备了身子的行头:斯诺脱了西服,换上粗布短褂、绑腿、布鞋,把相机和笔记本分开藏在身上;路上要过哨卡,外国人的面孔反而显眼,装作跑买卖的比装记者方便。马海德是医生,随身带的是一个药箱;黄华年纪最轻,一路不多说话,只负责记。
还缺一张路条。那年过封锁线要上路条,写明从哪儿到哪儿、去干什么、几时回来。这种条子没有统一规格,谁写、写给哪一卡哪一哨看,全靠提前打点。董健吾跑了几天,把条子、车子和带路的人都凑齐了。
行头要拆开藏。西服寄存在招待所,只带一身换洗的粗布短褂、绑腿和布鞋;相机用一块粗布遮住挂在身上;笔记本塞进鞋帮里——过卡子时蹲下去假装修整鞋带,谁也不会蹲下来去看你的鞋帮。马海德的药箱反倒最不显眼,因为药箱本来就是给人治病用的东西,路上谁也不多看一眼。
这一队人里,黄华最轻。他话最少,带路的人问一句答一句,答完就走,不多解释。后来提起这趟路,人们记住的多是窑洞里那几个通宵长谈,其实能走通靠的是这几个一路不吭声的人:谁在哪个路口下车、哪一段给谁看着、哪一夜谁没睡。
临走前他问了斯诺一句:你打算待多久?斯诺说,够把想看的看完。董健吾笑了一下没答,只在路上才慢慢说清:这一过去,回不回得来,谁也保不准。
出发用的是东北军的一辆军车。车斗里塞满弹药箱,人和箱子挤在一起,篷布一盖,天黑了才走,白天找地方躲。走的是土路,颠得人骨头发酸;遇着检查的哨卡,带路的把路条递过去,一句「去上面送东西」就过去了,车不停。
车过渭水一带,路比想象中还烂,十几个钟头走不到三百里。中途停过一次,说前头有队伍在动;一停就是小半天,一车人蹲在土坡后头抽烟,没人敢往远处看。有个随行的当地年轻人偷偷朝北指了指那道山口,低声说,那边过去就是了,说完立刻闭嘴。
夜里是灭了灯走的。篷布里黑得对面看不见人,只听得见轮子碾土、弹药箱互相撞。斯诺写这一段只花了很短的篇幅,据说只落了两个字:难熬。可他另外记下的那一点更重:这一整段路上,没有一个人提红区是什么样——不是不想提,是这段路本来就在那道线以外,提也提不到那儿去。
这一段最难受的不是怕,是无聊加颠。天不亮停,天黑了走;饿了啃干粮,渴了就着水壶喝一口;睡觉只能靠在箱子上打盹,一路上醒十几次。同车的人不多话,各自想着各自的事。
斯诺后来写这趟路,写的是「一条别人替你铺好的窄线」:线以外都是别人的地界,线以内是另一套规矩。一个人要钻过去,靠的不是胆子大,是有人在前头把每一道哨卡都先问过。
过了封锁线的那天,天是灰的。最先迎上来的是当地赤卫队的人,穿得比军车里的人还随意,肩上挂着一根红缨枪,说话大嗓门。没人列队,也没人讲话,就是有人端来一碗热汤、递过来一袋干粮。
进了村子头一件事不是安排住处。有人先把他领到一孔窑洞前,掀开门帘让他进去。屋里烧着一点柴火,炕上摊着半筐枣。没人讲究客套,也没有迎宾的话,只一句「坐」。他后来写这种「坐」比什么客气都让他踏实: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一支队伍在操演,是有人把自家热着的炕让出来。
那几夜岗换得勤,赤卫队一夜换两班,换的时候不声不响,只把手里的红缨枪往土里一顿就接上了。他数着的其实不是岗,是这一班岗与那一班岗之间隔着的那些年月——外面的人守了九年这一道线,里面的人天天在这线底下过日子,两边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。
第一个被他好好记下来的是邓发。这个人后来在书里占了一节:身量不高,说话干脆,一口英语也利落,一见面就说自己是怎么从白区跑出来的。他身上最让斯诺咂摸的是那份「不拿架子」——他不是被押着去见一个外国人,他是自己走过来,把这两年怎么过来的从头讲了一遍。
再往后,1936 年 7 月,他到了陕北安塞的白家坪,见到了周恩来。那天起,人家给他排了一张近百天的日程:往哪儿走、见谁、什么时候能到保安,一条条排好。这也是他后来能写下那么多东西的原因——一进门的头几天,就有人替他把「该看什么」排成了表。
第 3 章一过,第 1 章那串问号就开始一个一个被答上:共产党人是什么人、要什么、能不能一起打日本人。到最后他在保安的窑洞里跟毛泽东谈了几个通宵,把本子记满,1936 年 10 月回到北平——走的时候还是那个提箱子的男人,回来时胡子拉碴,人瘦了一圈。
回头看这三章的次序最要紧:先立问,再找路,最后进门。少了第 2 章那套暗号与路条,第 3 章的车根本上不了;少了第 3 章这一趟,第 1 章那串问号永远只是问号。读书也是这样——先问清楚为什么读,再挑一条能走进去的路。
战国末年在江边,有人在拉着个娃娃,要把他扔进江里。娃娃哭得厉害。旁边过一个人,拦住问:这是干什么?
那人说:这孩子的爸爸很会游泳。
过路人愣了一下:他爸爸会游,他难道就会游?
这话问得极轻,可它把前面那句话整个推翻了。那个人不是坏,他是真信——心里存着一条定理:会游的是一家人,那就都游得。他把这条定理用在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身上,孩子哭着,他还要往江边拉。
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里收着这桩事。同书这一篇还写了另两个故事:楚国人夜半照着河里做的标记过河,第二天水涨了,淹死一千多人;又有人剑掉进江,在船帮刻记号,船停了从记号处下水找剑,剑早随船走了。三件事摆在一处,说的都是同一个理——情形变了,法子也得跟着变。
《吕氏春秋》是战国末年吕不韦门客编的类书,分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,"察今"在六论里,专门讲法度要跟着时势走。引婴投江,正是"察今"用来打比方的一桩。
书里没写那孩子结局,后人读到这桩事,记住的也不是孩子,是那个拉孩子的人——他越是认真,越显得荒唐。一个活生生的孩子,抵不过他心里那条「会游的一家都游」的算式。
那孩子后来怎样了,传说一个字也没写,只留下他还在哭。
寓意:父亲会游,不代表孩子会游;拿老经验套新情况,越用心越出事。先看清楚眼前这个人现在什么样子,再谈怎么处置。
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,高五百丈,老话里说它长在月亮正中间,树影把整轮月遮住半边。树下站着一个男人,拿一把大斧头一下一下地砍。
砍的地方很快出现一道口子,可树身有自愈的法子——斧头一抬,那道口子眨眼又合上。他砍了一年又一年,砍到今天还在砍。这个人叫吴刚。
他为什么在月宫?一种传说:他跟着神仙学仙术,学完带酒带桂树种子下到人间,惹了祸,被打发到月宫罚砍这棵永远砍不倒的树,砍够年限才放行。另一种说法:他本是樵夫,一次喝醉发了脾气,拿斧头去砍月宫的桂树,罚就这样定下。
桂树被砍开又长回来,是这个神话落在书里的原因。地上的桂树三秋开一串细花,香得实在;月里的桂树长到五百丈,落下的花瓣能酿成桂花酒,人吃了说是长生。所以古人抬头看月亮,先看见的不是兔,是一团晃动的树影——影子里有树、有兔、有时辰,合起来叫月宫。中秋夜摆一盘桂花糕,也是顺着这棵树来的。
这本事的来历,古书里记得分明:《酉阳杂俎》说吴刚字质,是河西人,学仙的时候犯了过错,被罚到月宫砍树。树叫蟾桂,高五百丈,斧头砍下的伤口随砍随合。一千多年来,文人写月亮,总绕不开这棵砍不倒的树。
传说里吴刚的斧头从没停过。树不认他,他也不认那棵树,两边都硬着,就一直耗在月亮上,成了那一团晃动的影子。
吴刚伐桂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。除了《酉阳杂俎》,《淮南子》一类的古书也提到月中有桂、有蟾蜍。桂树在古人的想象里不只是树:它开花结子,子落下来被人捡去,据说能治百病;月宫里那棵五百丈的桂,则是把所有桂花聚到了一处。所以中秋赏月、折桂、饮桂花酒,追到底都连着这棵砍不倒的树。
寓意:父亲的泳技不是孩子的本事,斧头也砍不长合上的树口。东西变了,先换办法;换了办法,力气才不白使。
毛毛虫嫌茧里太闷,想用刀划开早点出来。蝴蝶拦住它:那是你自己织的屋子,也是你变身的价钱。
它忍住了。在黑里挣扎了整整七天,翅膀才一点点硬起来。
后来它懂了:有些舒服是陷阱,有些难受,是身体在替你长本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