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 年的春天,斯诺在上海找到宋庆龄,说想进西北那片被封了九年的地方去看一看。宋庆龄答应帮忙——那时候她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,请她找一个公道的西方记者和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去苏区,两头一拍就合上了。
他还差一层手续。1936 年 6 月,他从上海回到北平没几天,一位叫徐冰的东北大学教授登门,交给他一封信。信是写给毛泽东的,字是用隐色墨水写的,写信的人署名 K·V,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是谁。二十多年以后斯诺才知道,K·V 是刘少奇。
所有手续齐了,他挑了一个午夜上车。北京站头一点点黑,送的人也少,他一个人提着箱子跨上去,压根没打算让人送。后来他常跟人说,那是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次险。
他给自己立了一条死规矩:亲眼见到的才写,没见到的不替他们说话。这句话是第 1 章里就钉下的,第 2 章一路走到西安,靠的还是它。
从北平到西安,慢车要走两天一夜。车厢里挤得厉害:有被押回老家的士兵,一路不吭声;有第一次出远门的农民,抱着袋子坐在窗边;有贩卖土产的、有逃婚的姑娘、有要去西安上学堂的学生。有人打赌说前面山里全是土匪,有人拍着胸脯说那边的当兵的都穿得破破烂烂、天天放哨。
斯诺一路上跟人搭话,把听到的记下来。他心里那本账翻来覆去只有一句:报纸上说的是一套,车厢里说的是另一套,两边都不是亲眼看见的那一套。
这一段看着是闲笔,其实很重要。一个记者出发前先弄明白「我能从谁嘴里听到什么话」,比到了现场再分辨更要紧。路上那些士兵、农民、学生的说法,有的夸张,有的仇气重,可他们都不是从宣传册子上抄来的——这正是他后来在红区里那份记录的可信之处。
他一路记下的是两种相反的说法:一说山里的人见人就杀,一说山里的兵自己吃不饱还把粮分给老乡。两种都真,也都靠不住——因为都是听来的,没有一句是站在那个山口上亲眼看见的。他把这个差别记在心里,等进了红区,就先看人,再看说法。
还有一类人他格外留意:被抓去当兵的壮丁。他们不算士卒,是绳子拴着押上路的人,一路不说话,眼睛只往窗外看。后来在书里,他为这些人留了一整节。这就是他非要亲自去一趟的原因:别人替这些人说话,说得再恳切也不算数。
他也留下一句很实在的话:1936 年以前,进过那片地方的外国人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;进了的也回不来,所以传闻一年年长歪。他自己这一趟,是要把传闻换成亲眼。
到西安,他住进西京招待所,然后开始等一个人。这个人不会先报名姓,也不写在信上,只知道是个自称「王牧师」的中年人,操一口很漂亮的英语。
来的一天到了。两人先对暗语:客人问「在北平的 M.S 认识否?」斯诺按事先约好的答「是我好朋友。」接着各自掏出半张纸——宋庆龄给这人半张、给斯诺半张,纸上抄着两句英语诗,落款处盖着骑缝章,两半拼上去严丝合缝,接头才算成。
这个人是董健吾,中共地下党员,常年往来于上海、西安与陕北之间,后来被人叫作「红色牧师」。斯诺后来写过一句很佩服他的话: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、听他回忆,还听他对证据作比较严肃的解释,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。
等人的那几天最难熬。白日里他照常上街,逛碑林、上城墙,一副游客的模样;一到夜里就把灯遮住,在房里等暗号。董健吾白天不露面,只托人捎一句话:有客来了再叫你。西安城墙那时还完整,站在城头往北望,是一片连像样公路都没有的黄土塬——出了城还得走几天才有人接,中间这一段,出了事没人知道。
接头那阵也有不痛快的:董健吾要先看他相机里拍了什么、随行的人名报几个,说过了卡子这些东西比人还扎眼。他不爱这一套,还是照办了。后来回头看,正因为有这层麻烦的准备,才没在最要紧的那一夜出岔子。
除了董健吾,还有两个人也在这趟路上:一位是美国医生马海德,本来也是宋庆龄那边请去苏区的;一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,斯诺出发前就约好,让他先在北平应付完考试和毕业照,再悄悄动身到西安会合。三个外国人和几个中国人,就这么凑成了一支一小队的队伍。
出发前还有一个人。斯诺约了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一块去。黄华后来写过一句:真是喜从天降,我不假思索,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。两人约好,先在北平把考试应付完、把毕业照照了,再把宿舍里的一切原封不动留着,一个同学一个亲戚都不告诉,只一只皮箱悄悄走。过封锁线要有个照应,这个小队里他年纪最小,也最不显眼。
他的中文也还不到家。来了几年,会说一些,认得约一千五百个字,读白话文凑合,写可不行。所以这一路上他记东西靠的是耳朵和本子,很多现场只记得个片段。这个短板反倒逼出一条路子:先听明白,回到住处再一点点补成文字。后面那些长访谈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,根子就在这一趟路上练出来的笨办法。
所以第 2 章读起来几乎没有红区的画面:没有窑洞,没有红军,也没有一场会面。它写的是「人怎么进得去」——有关系、有介绍信、有暗号、有路条、有人带你走。书里真正看见的那一幕幕,都要等过了这一关以后才开始。
这一章在全书的用处,是替后面所有的章节把门打开。报告文学和小说不一样:小说可以先立人,报告文学得先立问题。你问什么,才能看见什么。第一章把问号摆齐,第二章把路铺到门口,从第三章开始,读者要跟着他一脚踏进封锁线里去。到那时再回头看这两章,才知道斯诺是带着一整串问号走的,不是带着一肚子结论去的。
曾子是孔子的学生,叫曾参,一辈子只讲一个「信」字。有一天,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采买,小儿子跟在后头哭,死活要跟着。母亲哄他:你回屋里等着,等我回来,把你爸爸那头猪杀了,炖熟给你吃。
妻子从集市回来,刚跨进门槛,曾子就放下书,真腾出手来把猪捉住了。妻子一看慌了:我是哄孩子玩的,你怎么真杀啊?
曾子把绳往地上一放,正经地说:你哄他,就能当没这一回事吗?孩子懂什么,他天天看着父母,听父母怎么讲;你今天一句假话把他打发了,他明天就学着说假话,往后谁说的话他还肯信?你答应过他的,就得算数。
妻子没话说了。曾子把猪杀了,煮了一锅,当真端到儿子面前。
这则出自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。全文不过百来字,最要紧的是那句「你哄他,就是教他学着骗人」——把一句话的后果,直接说到了下一代身上;它不骂孩子,也不骂后娘,只抓住那个「本来是哄着玩的」的一瞬间。
所以这则的故事不在杀猪,在那一句「我哄他玩的」。大人随口一句,孩子当真了;孩子当真了,往后就把这句当规矩。管孩子最省力的法子其实只有一样:你当着他的面答应的事,真做。
寓意:哄孩子不是小事,你随口一句假话,他就学去一句真话。答应了就做,这不是大方,是给孩子立的第一个规矩。
北宋初年,福建莆田湄洲湾有个姓林的人家,生了个女儿,叫林默。她从小不爱针线,爱听人讲海上的事;长大以后不嫁人,整天在码头上帮人修补渔网、给路远的船家指方向。
那一带的渔民最怕的不是风大,是看不准天气。林默会看云、会听风,谁家明儿要出海,她抬头望一眼就说「去不得」,那船回去往往真遇上大风;她什么时候说「可以走」,十有八九平平安安。
有一年,一船人在海里翻了。别人说是命,她偏撑着小舟摸黑出去,一路把落水的一个个拖回岸上。后来她身子一弱,没熬过那个冬天,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。
渔民们把她葬在湄洲岛上,立了个小庙,出海前去烧一炷香。日子久了,人们把她的事传到海上:说是在大雾里、在黑夜里,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子站在船头,风浪就慢慢小了,船就自己认得路了。
从宋到元到明到清,朝廷一茬茬给她加封号,先是「天妃」,后来是「天后」,沿海的老百姓还是照老话叫她——妈祖。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的船,出洋的船,至今船上供着她的像。
这则故事和前面那些不太一样:它不是讲神怎么显威风,是讲一个人怎样被记住。林默活着的时候做的最实在的事,是帮人、看天气、捞人;她死后被人叫成神,靠的还是这三点——她不是靠法力,是靠那几年肯在码头上多站一会儿。
妈祖这号人物,正史上写得很省:几句话,一个生卒,一个不嫁。剩下的全是渔民们口口相传添上去的。这一点要分清楚:神话里那层「红衣引航」是老百姓的想象,不是县志上记的实录;可「会看天、肯救人」这一点,是实打实从莆田的码头上长出来的。
昨天那匹海大鱼说,得先看清自己站在什么水里;今天这两则说的是另一头——看清了还得做。曾子这一刀砍的是自家一头猪,立的是一句「说到得做到」;妈祖的红衣也不是天上挂下来的一盏灯,是那个肯先跳下船的人留下的一件衣裳。
曾子高明就高明在,他没有跟儿子讲一通「要诚实」的大道理,也没说一句「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」。他就是真的杀了那头猪。让孩子信你的,从来不是话,是你把话兑现的那一下。
林默也不靠什么法术。她只是比别人早看出云要去哪儿,比别人先跳下船。人记住她,是因为那年冬天她真的捞人,不是因为她后来被供起来。
看清是一回事,做到是另一回事:海大鱼教人先看清水,曾子教人看清楚了还得把话落地。认位置,也认话;认了位置却不兑现,什么也没立住。
① 释义山上的庙宇盖得极高,站在楼上好像伸手就能摘到星星。原不敢高声说话,怕吵闹了天上住的人。两句二十个字,把「高」字从尺寸换成了感觉——不是拿尺子一寸寸量,是靠人抬头时那一点晕乎乎的心跳,把高直接顶到手上。
② 鉴赏与引用妙处在「不敢」两个字:前面尽写楼有多高,落到最后却用一个小孩子的怕——怕惊动人、怕声音太大。夸张里带一点天真,越天真越可信。写想象、写高楼、写夜里的那种悬浮感都能用;写作文想学「以小见大」,可拿它当范例:把大场面收到一个「不敢」上,比堆十句形容词都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