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 年的中国,说起「红色」这件事,能听到的只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他们是青天大老爷,一种说是拿人命换地盘的匪。中间到底是什么人、在干什么、想干什么,没有人说得清——不是没人想知道,是有九年工夫,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走进去。
写这本书的人叫埃德加·斯诺,美国人,1905 年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。他 1928 年来中国,先给几家外国报社当驻华记者,1933 年春天到 1935 年夏天,还兼任过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。到 1936 年,他在中国待了七年,认识的人也不少:城里对当局灰心的知识分子、作家、艺术家,还有燕京大学里搞过游行、坐过牢的地下学生。
这些人跟他说的,和外面报上登的,从来不是一回事。可他拿不出真话,因为谁也没见过。
封锁是怎么个封法,读第二章、第三章才看得见:进边区要过一道道哨卡,没有路条出不来;外边的报纸不许登红军的消息,偶尔登一条也是「匪情」两个字;想进一次的人,得先有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信。1936 年以前进过那片地方的外国人,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。
于是第一章他一个字也不写红区,只把问题一条一条摆出来: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群什么人?他们要的是什么?这件事能不能成?他们同外面的世界打算怎么相处?红军从江西一路走到陕北,走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?还有最要紧的一条——他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同蒋介石一起打日本人?
这串问题写在 1936 年夏天,那时候没有人答得上来。外国记者进不去,进了的也回不来;留下来的传闻越传越歪,真话被堵在一个没有报纸的角落里。斯诺说得很实在:不是他不信哪一边,是他要自己去看。
这六七个问号看着散,其实是一条线:先问「是谁」,再问「要什么」,最后问「能不能一起打日本人」。追问到第三层,问题就不再是几个人的事,而是那个年份整个中国往哪儿走的事。作者把它整整齐齐地排在这第一章里,读者往后每读一节,都是在替他减掉一个问号。
1936 年 6 月,他得到一个机会——有人愿意帮他穿过封锁线,到红区去。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,走的是一条从没走过、也不知道回不回得来的路。
要读懂这一章,得先看一眼那一年的中国。1931 年九一八之后,东北丢了,日本人一步步往华北压;到了 1935 年,华北的铁路、矿山、学校一天也安宁不了。北平的学生在 1935 年 12 月走上街头,喊出「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」,喊完之后被驱散。同一头,蒋介石那边依然是「先安内、后对外」,把主力用在剿上。
另一头,红军从 1934 年秋天离开江西,走了一年多,1935 年 10 月到了陕北,在一个叫保安的小县城里落了脚。消息传出来,只剩下一串串数字和一句「共匪已入陕」。
所以那一年的局面是:外边的人想救国,救不了;想了解对手,看不见。谣言、传说、别人写的册子,就成了唯一的材料。一个记者在这种时候能做的只有一件——自己去。
斯诺给自己定的规矩也不复杂:亲眼见到的才写,没见到的不替他们说话。所以他进边区之前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约采访,是把该问的问题列清楚;进去了以后,他走访的也不只是窑洞里的人,还有种地的、挑担的、当兵的。这本书后来被叫作研究中国革命的「经典百科全书」,起点就是第一章这串还算老实的问号。
斯诺后来这样交代自己:他要先弄明白别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事、他们怎么想自己、怎么看这个世界,然后把它记下来。他最后在红区住了四个月,采访了周恩来、毛泽东,也走进窑洞、走进部队、走进村;记满了几十本本子,拍了大批照片。1937 年英文版出来,书名叫《Red Star Over China》;1938 年出中文版时为躲审查改头换面,叫《西行漫记》。
读第一章容易觉得空:没有山,没有兵,没有一场会面,全是问号。可这一章是全书的门。报告文学跟小说不一样,小说可以先给人物,报告文学得先给问题——你问什么,决定你能看见什么。作者把问号摆在最前面,等于告诉读者:后面所有的风景,都是为这几个问号找的答案。
这也正好解释了这本书为什么到今天还被人读:它不是一边叫好一边找例子,它先把问号钉在那里,让人自己跟着往下走。后来那些赤脚的士兵、窑洞里熬夜的灯、被悬赏的头颅,回头再看,才知道每一条都在回答第一章那串问题里的某一句。
第一章最后落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:一个人决定了要去看。全书剩下十来篇、几十万字,都从这一个决定开始。
顺带记一个结构上的细节:这几章里,作者把自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。先写事情、写人、写地方,写他自己只在开头交代了一句「我是谁、我为什么来」。读到后面那些长篇受访、长篇记述,再想起第一章那句干巴巴的「他下定决心」,才知道整本书是靠一个记者的这一个决定撑起来的。
战国时期,齐国的贵族田婴被封在薛地,号靖郭君。他打算在薛城修一圈又高又厚的城墙。
门客里很多人来劝,说这样既劳民伤财,又会让齐王起疑心。靖郭君烦了,跟传话的官吏说:以后别替劝谏的人通报。
有个齐国人偏偏要见。他对守门的人说:我只说三个字,多一个字,您就把我下锅煮了。靖郭君听见这话有意思,就叫人放他进来。
那人低头小步快步走上前,说了三个字——「海大鱼。」说完转身就要走。
靖郭君一把留住:请留步,你说的什么意思?
那人说:小人不敢拿性命当儿戏。靖郭君说:那你就讲清楚。那人这才开口:您听说过大鱼吗?网捞不住它,带绳的箭也射不中它;可它一不小心游到浅滩上、离开了水,蝼蛄和蚂蚁都能在它身上作威作福。
接下去一句是全文的骨头:如今这齐国,就是您的水。您一辈子守着齐国,还要薛城做什么?真把齐国丢了,就是把薛城修到天上,也一点用也没有。
靖郭君说:好。于是停工,不再给薛地修城。
这则出自《韩非子·说林下》,同类的写法在《战国策》《新序》里也见过。全文连对话带叙述不到三百字,可它把人怎么被一句话说动,拆得干干净净。
最妙的是开头。靖郭君已经下令「不要通报」,一般的门客这时候只能散了;这个人不硬闯,也不讲道理,只押上一句「三字以外愿受烹」——他先用自己的人头把门撞开。门开之后,他又只说三个字就跑。人家问他什么意思,他不肯先说;逼到「愿为寡人言之」,才慢慢铺开讲大鱼。
铺开讲的这两句话,第一句是打比方,第二句是落在他身上。大鱼不是被网抓走的,是自己离了水;齐国不是别人夺走的,是守着守着疏远了。打比方是给别人留台阶,落回自身才是真正的话。
最后一层更细:他说的其实是靖郭君「慢」的毛病。人对自己得分清清楚楚,对别人的事就糊里糊涂——卫国那位门客在魏国等了三年,魏王一面也没见他;靖郭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把这件事摆出来,比讲十条道理都管用。
寓意:大鱼不是被网捉住的,是自己离开水的。一个人丢掉自己该待的地方,再怎么把退路修高,也挡不住蝼蚁。先看清自己站在什么水里,再谈别的。
东晋时候,会稽上虞有个姑娘叫祝英台。她想读书,可那时候女子不能进学堂,她就扮成书生,取名祝九弟,去了南阳的书院。
同窗里有个会稽人叫梁山伯,为人厚道,见这「新同学」品学也好,就跟他结拜为兄弟,两人同住了三年,形影不离。
第三年,祝英台家里来信催她回去。她走之前跟梁兄说:家里还有个妹妹,人比我有出息,愿做你家媳妇。其实那「妹妹」就是她自己。
梁山伯送她一程,路上祝英台几次想点破,都没敢。分手以后他等着,等到的却是祝英台已经许给马家、过些日子就要出嫁的消息。
梁山伯去祝家拜访,才知道三年同窗原来是女子。他一下子说不出话,回去就病倒了,家里请医吃药都不见好。后来他被派去鄞县当官,没多久就死在任上,葬在城西。
出嫁那天,花船顺着江走,正经过梁山伯的坟。船到桥口,风浪忽然大作,抬棺的杠子断了一根。祝英台跳上桥,祭了一杯酒,哭着念:生不能同衾,死当同穴。
话音一落,坟自己裂开一道口子。她把身上红衣脱下、盖住自己的嫁妆,跳了进去。风停了,坟合上。
后来有人看见坟上飞出两只蝴蝶,一黄一白,绕着坟头一直飞。
这个故事讲了版一千多年,是好几个朝代一层一层添起来的:最早只有「同窗」和「殉葬」两条骨头,后来才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、有了「妹妹许配」这层巧劲,最后添上化蝶收尾。添得最重的是裂坟那一下——人办不到的,就让地裂开给他办。
故事里有三处要留意。一是她三年不点破,不是藏着,是她想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像书生一样念书;等到该说的时候,才肯认。二是梁山伯的「慢」:他说好等妹妹,就真的一年一年等下去,等成了一场病。三是最狠的一处是她出嫁那天还走这条水路——她是特意坐船从他坟前过的。
寓意:两个人错过了三年,也等到了最后一场。故事真正的落点不是化蝶,是她临走前把那句「死当同穴」说出口——该说的话,早晚要说,晚一步就是一辈子。
两则搭在一起看,说的都是一样的事:人得先知道自己在哪儿。
海大鱼那个齐国人没有讲道理,他只是把靖郭君的处境摆回他面前——你在齐国这条水里,别在薛地上费劲。梁山伯也没有抢,他就把三年的情形照原样过了一遍,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
明天要读的也还是这两条线:一个是「靖郭君城薛」,还是田婴那件没讲完的事;一个是神话第26则妈祖护航。接着往下讲。
① 释义在秋水边饮马,水已经很凉,风刮过来像刀子。一片平沙上太阳还没落下去,天色暗下来,远远能望见临洮。想起从前在长城那边打过仗的人,人都说那一仗打得多么有气概。可到今天,黄沙底下埋着古往今来的白骨,蓬蒿里乱糟糟地长着。
② 鉴赏与引用「水寒风似刀」一句用一个「刀」字,把秋风的冷直接落到脸上,不是写冷,是写疼。第三句「昔日长城战,咸言意气高」是正面写,第四句「黄尘足今古,白骨乱蓬蒿」立刻翻过去——前面那点豪气全被「白骨乱蓬蒿」五个字压住了,一正一反,什么都不用再说。写边战、写代价、写「胜利之后还剩什么」,都可以引这一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