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和车厂的院子里,棚匠搭起了席棚,厨子在院当中砌起了临时的大灶,碗筷是从饭庄子借来的,一趟一趟往里搬。刘四爷要过生日了。
刘四爷今年六十九。按老规矩,七十大寿才该大办,可他自己说了要提前一年热闹热闹——其实谁都明白,他是怕再等一年,自己等不起。
刘四爷这一辈子,是从泥里滚过来的。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,设过赌场,买卖过人口,放过阎王账;打过、跪过、被人押着过,也押过别人。到老了,他攒下这份家业,开着人和车厂,手底下几十号车夫,每天一睁眼就有车份儿进账。他不怕穷,穷他见得多了;他最怕的是没面子。
所以这个寿,他要办得体面。请帖散出去,酒席定下来,连虎妞这几天都比往常高兴——她张罗着、支使着,里里外外一把手,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
办寿就要收份子。车厂的车夫们谁也躲不掉,一个个把钱凑上来。可这些人一天挣几个铜子儿,家里还有等着吃饭的嘴,凑出来的数目实在可怜。
刘四爷嘴上不说,心里有本账。他一项一项在心里拨弄:谁送了多少,谁该送得更多,谁分明拿得出却偏偏只送这么一点。越拨弄,火越大。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待人不错,到了该让人捧场的时候,人家却这么敷衍他。
席是摆开了,可场面热闹不起来。车夫们坐在一处,拘拘束束,谁也不敢多说话。刘四爷端着酒,脸上笑着,眼睛里全是凉的。
这一场寿宴,他越看越像一场给自己办的难堪。
虎妞看得比谁都清楚。她知道老头子今天心里不痛快,也知道这不痛快最后会落到谁头上——落到她头上,或者落到祥子头上。
虎妞心里有自己的主意。祥子如今又回来了,钱没了,人还在,车厂里住着,天天低头拉车、闷头吃饭。这些日子她看着他:老实、能干、不声不响,正是她要的那种人。可她也知道,老头子绝不会把一个臭拉车的招进家门。
所以这件事,只能摊开来说。趁今天人都在,趁老头子喝了酒。
虎妞不是没想过后果。她从小没了娘,跟着这么个爹长大,替他管账、替他骂人、替他把这个车厂撑起来;她三十七八了,没有自己的家。她心里清清楚楚:这一步迈出去,这个家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可她还是要把话挑明。
话一出口,院子里的空气就变了。
刘四爷先是愣住,随后就炸了。他这辈子最看重两样东西:一样是钱,一样是脸。女儿要嫁给一个拉车的,是往他脸上抹,也是把这份家业往外人手里送。他骂虎妞不要脸,骂她白活了这么大,骂她眼里没有这个爹。
虎妞也没有退。她在车厂这么些年,跟着父亲吵惯了、骂惯了,嘴上从不吃亏。她说父亲才不管她的死活,说他眼里只有钱、只有车份儿,说她凭什么要陪着这个家耗到老。
父女两个,一个在席上,一个在院里,当着满院子的车夫和亲友,把几十年的积怨都翻了出来。刘四爷那句最狠的话也说了出来:要他,就没有我;有我,就没有他。
这话落地,就再也收不回去了。
整场风波里,最不该说话的那个人,恰恰是被推到最中间的。
祥子这时就在这个院子里。他听着老头子骂,听着虎妞顶,听着周围人低低的笑声和窃窃私语。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——不是不想说,是说了也不算数。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问过他的意思。
他心里发慌,也发苦。他本本分分拉车,凭力气吃饭,不欠谁;可现在,人家三言两语就把他安排了:他成了别人嘴里的"那个拉车的",成了这场父女之争里最不值一提、却又最刺眼的一个筹码。
他忽然明白,自己在这座城里什么都不是。丢了钱,还能再挣;丢了一份"凭力气站着做人"的体面,却不知道往哪儿找回来。
更让他难堪的是,他心里其实并不讨厌虎妞。这些日子在车厂里,是虎妞给他留饭,是虎妞替他挡事儿,是虎妞在他最狼狈的时候没有赶他走。可这份情分,他受不起,也还不清——还不清的东西,最后总要拿别的去抵。
他站在院子里,第一次动了想走的念头。可走到哪儿去呢?出了这个门,还是拉车;拉了车,还是别人的车。
第一处,是刘四爷的"账"。他办寿之前,先在心里把每个车夫该送多少算了一遍。老舍先生写他越算越窝火——这不是小气,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在拿钱衡量别人,最后也只能拿钱衡量自己。
第二处,是虎妞的"敢"。她知道自己这一步迈出去就回不了头,还是迈了。她不是不害怕,是她清楚再等下去,连迈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第三处,是祥子的"沉默"。整章里祥子几乎没说几句话。老舍先生故意把他写成最不显眼的那一个——因为真正被命运推着走的人,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轮不上。
这一章是《骆驼祥子》里最热闹的一章,也是最难受的一章。
老舍先生写寿宴,笔调是闹的:席棚、大灶、碗筷、份子、酒席,一样一样摆出来,热闹得很。可越是写得热闹,越衬出人心里的凉——刘四爷要的是面子,车夫给的是凑数,虎妞要的是自己的下半生,祥子要的只是别被人当笑话看。四样心思撞在一处,谁也没得着。
读这一章,可以抓住三个人:刘四爷的"虚"——一辈子从泥里爬上来,最怕别人不把他当回事;虎妞的"狠"——她敢赌,也赔得起,唯独把自己的退路亲手烧了;祥子的"弱"——不是身体弱,是在别人的安排里没有位置。
老舍写人,从不直接说谁好谁坏。他只是把这一院子的人放在一天里,让他们自己说话、自己露馅。你读的时候不妨想一想:如果这件事由祥子自己开口,会是什么结果?
再说一句场面上的写法。老舍先生写热闹,从不空喊"热闹"二字,他写的是席棚怎么搭、大灶怎么砌、碗筷从哪儿借、车夫们坐在一起怎么不敢多说话。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凑起来,你才觉得这院子真有人、真办过一场寿。写作文也是这个道理:场面不是形容词堆出来的,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摆出来的。
还有一点值得留意:这一章之后,祥子的命运就再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了。前面他丢车、丢钱,都还是"运气不好";从这里起,他开始被别人的人生裹着往前走。老舍先生把这条线埋得很深——一个人真正走下坡路,往往不是摔了一跤,而是从"说了不算"开始的。
战国时候,燕国的国君喜欢精巧的小玩意儿。
有个卫国人听说后,跑来对燕王说:"我能在酸枣树刺的尖尖上,雕出一只母猴。"
燕王听了很高兴,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巧的手艺,就拿出优厚的待遇把他供养起来,好吃好喝地养着,只等他动手雕。
过了些日子,燕王说:"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在棘刺尖上雕母猴的。"
卫国人一听,不慌不忙地说:"大王要看,得先答应我几件事:您得斋戒一百天,不喝酒、不吃肉;还得挑一个雨后天晴、太阳刚出来、光线半明半暗的时刻,那个时辰一到,棘刺尖上的母猴才看得见。"
燕王信了,就真为他准备了条件。满朝上下,谁也没见过那只母猴。
后来有个郑国来的铁匠听说了这件事,去见燕王,说:"我是做刻刀的。凡是雕刻,都得用刻刀去削;刻刀的刀口,一定要比被刻的东西小,才刻得动。如今棘刺的尖尖那么一点点,连刀锋都放不进去,还怎么下刀呢?大王只要让他把刻刀拿出来看看,能与不能,一下子就明白了。"
燕王说:"对。"
于是燕王对卫国人说:"你要在棘刺尖上雕母猴,用的是什么?"
卫国人答:"用刻刀。"
燕王说:"那把你的刻刀拿来,我想看看。"
卫国人说:"请大王稍等,我回住处去取。"
他一出门,就再也没回来。
这个故事出自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。韩非子讲它,本意是说给君王听的:判断一件事能不能做,不要听人把话说得多漂亮,要看他手里的工具、脚下的路——条件对不上,话再圆也是空的。放到今天也一样:遇到听起来特别高明、却总也见不着影儿的事,先问一句"用什么做、怎么做",很多破绽自己就露出来了。
想一想:这个卫国人编了一套听上去很高明的说法——又要斋戒一百天,又要挑半明半暗的时辰,把"看不见"的责任推给了条件不够。可他经不起一句最实在的追问:你用什么刻?谎言最怕的,不是谁比他更聪明,而是有人把事情拉回到"怎么做"上来。
洛水从陕西流到河南,在洛阳一带汇入黄河。古人说,这条水里住着一位女神,叫洛神。
传说洛神名叫宓妃,是伏羲氏的女儿。她在洛水边游玩时不幸落水身亡,天帝怜惜她,就封她做了洛水之神,世代守护这条河。从那以后,洛水一带的人常在水边祭祀她,求风调雨顺、求行船平安。
在古人的想象里,洛神美得不似凡人。她早晨在水面上行走,罗袜生尘;远远望过去,像太阳刚从朝霞里升起,又像荷花从绿波中立起来。她身边的随从、车马、旌旗,也都是水上的云气化成的。
让洛神的故事流传到今天的,是三国时候曹植写的《洛神赋》。
曹植是曹操的儿子,才思敏捷,少年时就很得父亲看重。相传他在从京城回封地的路上,渡过洛水。那天傍晚,人困马乏,他站在河边歇息,恍惚间看见一位女子立在岸边山崖旁,光彩照人。他心里一动,问随从:"你们看见那个人了吗?"随从说没看见。回寓所之后,他久久不能入睡,就把这一场相遇写了下来,这便是《洛神赋》。
赋里写:洛神身姿轻盈,像惊飞的鸿雁,又像游动的蛟龙;她的神情一会儿明艳,一会儿含愁;两人隔着水波相望,彼此都有话说,却谁也过不去。最后天色已晚,神女乘着六龙驾的车离去,只留下他一个人在洛水边望着水面的余光。
后世有人把这篇赋说成是曹植思念甄氏而作,那是后人的附会,并不可信。但正是这篇赋,把洛神的形象定格了下来:美丽、遥远、可望而不可即——从此,"洛神"成了中国文学里"美好而不可得"的代名词。
顺便说一句:曹植这一生并不顺。他少年时才气逼人,后来却屡遭猜忌,几次改换封地,大半辈子都在路上奔波。《洛神赋》里那种"明明看见了,却怎么也到不了"的遗憾,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心境。读古人写神女,读的其实是写的人。
想一想:洛神的故事为什么能流传千年?因为它说的是人人都懂的那一件事:最好的东西,往往只能远远望见。学会把"得不到"写成美,是中国文学很了不起的一种本事。
今天这两则放在一起读,正好是一对:一个告诉我们别被漂亮话哄住,要追问一句"到底怎么做";一个告诉我们有些美好注定只能远远望着,不必强求。一个教人清醒,一个教人温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