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小时候顶爱看带画的书。他翻过《尔雅图》,也翻过《毛诗品物图考》,对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画总是欢喜。有一回,一位长辈送他一本《二十四孝图》——那是古人编的「孝子故事」集,一幅幅画出二十四个人怎样孝顺父母。小鲁迅接过来,满心以为能读到许多温暖的事。他本觉得,「孝顺」该是个温热、叫人安心的词。可翻开书页,越读越不是滋味:有些故事荒诞得可笑,有些竟让他背脊发凉。他后来写文章,老老实实坦白:自己最怕、最反感的,正是书中那几则被世人捧为「典范」的孝行。他说,自己还没细读,光看题目就先怕了起来——一个本该温柔的字,被画成了这般叫人发冷的模样。那本小书,本该是教孩子爱家人的,却让一个孩子先学会了害怕。
书里有一则「老莱娱亲」。说春秋时的老莱子,七十岁了,为了让父母开心,特地穿上花花绿绿的婴儿衣裳,摇着拨浪鼓,在地上打滚装小娃娃。小鲁迅读了,只觉得肉麻得难受。他想:孝顺本是儿女的本分,何苦一把年纪还要扮小丑给儿女看?更叫人别扭的是,画上老莱子跌一跤,怕父母笑他不稳重,索性趴在地上学婴儿哭——一个七十岁的老人,为讨父母欢心竟把自己弄成这般滑稽。鲁迅看出,这哪里是孝,分明是拿天真的眼光去演一场大人世界的道德戏。孩子看了,只觉得怪,反倒离「孝顺」两个字更远了。
全书中最叫人发冷的,是「郭巨埋儿」。郭巨家里穷,又添了孩子,粮食不够。他同妻子商量:不如把三岁的儿子活埋了,省下口粮养活母亲——「儿子还可以再有,母亲却不能复活」。妻子不敢违拗,抱着孩子哭了一场,到底跟着去挖坑。幸而锄头下去,掘出一釜黄金,上写「天赐郭巨」,母子才免了一死。小鲁迅看到这里,暗暗害怕:万一坑里没有金子,像自己这样的孩子,岂不白白送了命?他读出的是恐惧,而不是「孝」。多年以后,鲁迅提起它,仍说它最刺目——旧孝道为了成全一个「顺」,竟能把弱小的生命轻轻抹去。他甚至想,写这故事的人,大约从没真正做过父亲;一个把「孝」讲到要埋儿的人,和孩子之间,早已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。
还有「卧冰求鲤」,说王祥寒冬里脱衣卧在冰上,想融化坚冰求鱼孝母;「哭竹生笋」,说孟宗在冬天哭着求竹子生笋来奉养病母;另有「尝粪忧心」,说庾黔娄亲尝父亲粪便来辨病势。鲁迅长大后回看,只觉得这些故事越看越「可疑」:冰天雪地里,人趴上去只怕先冻坏自己,哪里求得到鱼;竹子又怎会因一声哭就冒出笋来?就连「子路负米」「黄香扇枕」这类本分体贴的故事,他也怀疑被后人添了戏,失了本来面目。他不愿跟着夸,只把这份别扭原原本本记下来。书里另有些他还能接受的故事,比如「陆绩怀橘」讲小儿藏橘遗母,天真可喜,但在一整本叫人发冷的画册里,这点暖意也显得单薄。鲁迅把这些故事一条条写下来,不是为了骂谁,只是诚实地说出小时候的怕。
鲁迅说,小时候翻完这二十四则,心里只觉得累。他宁愿书里画的,是天上的云、地上的草、水里的鱼,是寻常人家母子围坐吃饭的安稳,而不是一个个被逼到极处的「孝」的样板。他到底还是承认,人世间确有朴素的好——比如冬天替父母暖被、夏日替父母扇枕,那是孩子本分的体贴,不必演给人看。可一旦被画进「二十四孝」,连这点本分也被添上了戏文般的夸张,叫人再难坦然。说到底,孝若成了必须演给人看的戏,便不再是孝,只是一张画在纸上的面具。一个孩子的诚实,就这样照出了旧道理里的紧绷与虚饰。他写《二十四孝图》,并非要与古人为敌,只是替童年的自己,说出当年没敢说出口的那句怕。
鲁迅从头到尾不摆大道理,只把童年读这些故事的害怕与别扭,一笔一笔如实写下。他用孩子的眼睛,照出旧孝道里那些反人性的荒诞——不必喊口号,真正的批评,就藏在一个孩子发冷的童年里。
相传唐朝大诗人李白,小时候并不算用功。有一回,他读到一半就丢下书,跑出门去玩。路过一条小溪,看见一位老妇人正坐在石头上,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铁杵,一下一下在石头上磨。李白好奇,上前问道:「老婆婆,您磨这根铁棍做什么?」老妇人抬头笑笑:「我要把它磨成一根针。」李白吃惊:「这么粗的铁杵,怎么磨得成针?」老妇人从容说:「只要天天磨,日日不停,铁杵再粗,也终会磨成针。」李白听了,心里一动,想到自己读书半途而废,实在羞愧。从此,他收回玩心,发奋读书,终于成了诗才横溢的大诗人。后人把「磨杵成针」当作劝学的常谈,说的正是这份不肯半途而废的韧劲。
这故事后来被人用来劝孩子: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一根铁杵磨成针,靠的不是力气,而是天天不歇的耐心。读书、学本领,道理也一样——不必怕起点低,只要肯一天天坚持下去,再厚的书也能读完,再难的事也能做成。借这桩古事,孩子也能明白:把大目标拆成每天的小功夫,日积月累,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。李白后来诗名满天下,人们提起他的才华,常拿这桩溪边小事作比——天分再高,也离不了年复一年的用功。
本章题为《死》,屠格涅夫借猎人之眼,平平静静地写了几个俄国人的离世。第一个,是林中包工头马克西姆——一棵伐倒的大树砸伤了他,人已救不回来。他临终前不慌不忙,神志清清楚楚,只惦记着把工钱、欠账,还有留给妻子的那匹马,一件件托付明白,并平静拒绝医治,说治也来不及了,宁可把最后这点心思都留给家人。接着是一个在烘干房被烧成重伤的庄稼汉,被人拖出来,没多久便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;一个叫瓦西里的磨坊主,搬磨石闪了身子落下疝气,本是小病,却拖了十来天不肯就医,到底误了性命;还有个没念完大学、到地主家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阿韦尼尔,染上肺病,在旁人的冷漠与自身的清苦里寂寞地死去。屠格涅夫不替他们喊冤,也不替他们开脱,只是静静记下,仿佛死本就是俄国乡间最平常的一件事。
最后是一位数十年守着家业的老年女地主,临终时还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枚银卢布,要付给为她祈祷的神父。这一桩桩死,身份不同、缘由各样,却都透着一股俄国人特有的、出奇平静的尊严。屠格涅夫写此章,不为吓人,也不渲染悲戚。他看见的,是普通人在终点面前的克制与体面:马克西姆把家事交代得一丝不苟,老女地主到最后一刻仍记着对神父的酬谢。合上书,猎人只轻轻叹一句:「是啊,俄国人的死,是奇怪的。」这份「奇怪」,说的正是苦难里长出的从容——不喧哗,不哀号,把该了结的了结清楚,把该惦记的记在心上,然后安静地走。屠格涅夫一句评判也不下,只把几个寻常人的最后时刻摊开在人前。
一只蜗牛想去看海。同伴笑它:你一辈子也爬不到。它没争辩,只是每天往上挪一点点。
暴雨来了,它缩进壳里;天晴了,它继续向前。第五年春天,它站上了一块高高的岩石——底下,是泛着银光的大海。
原来所谓远方,从不是一口气跑到的,而是不愿停下的每一步加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