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，有时也很任性。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，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，是下臂的血管，指着，向我和蔼的说道：——“你看，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。──自然，这样一移，的确比较的好看些，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，实物是那么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现在我给你改好了，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。”

但是我还不服气，口头答应着，心里却想道：—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；至于实在的情形，我心里自然记得的。学年试验完毕之后，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，秋初再回学校，成绩早已发表了，同学一百余人之中，我在中间，不过是没有落第。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，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。

一封厚信

一天，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，要借我的讲义看。我检出来交给他们，却只翻检了一通，并没有带走。但他们一走，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拆开看时，第一句是：“你改悔罢！”这是《新约》上的句子罢，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。其时正值日俄战争，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，开首便是这一句。

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，爱国青年也愤然，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。其次的话，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，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，我预先知道的，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。末尾是匿名。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所得的梦，却并没有执照这梦做。

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，分数在六十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。第二年添教霉菌学，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，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，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。

看电影事件

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：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“万岁！”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但在那时那地，我的意见却变化了。

弃医从文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。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

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。

那封匿名信的风波，到底也没有闹大。藤野先生知道了，反倒安慰我，说学问上的事，原不该存了国界的分歧；旁人的疑心，原也在所难免。我听了，心里更觉得他可敬，也暗暗把那点屈辱，化作了用功的劲。

《新生》既已夭折，我却不曾全然放下笔。在东京的几年，我译了些东欧弱小民族的小说，又作了些论文，想从文艺上改变国民的精神。只是应者寥寥，文章印出来，往往便堆在栈房里无人问津。

有一回，一位朋友来劝我给新出的杂志写些文章，我起初推托，说中国这样的情形下，写文章有何用。他便正色道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我默然良久，终于提起了笔——那是后话，此刻的我，还只是东京一个失意的留学生。

东京的樱花又开了几回，清国留学生的辫子也盘了又散。我终究没做成医生，却也未必算辜负了藤野先生的期望——他盼中国有好医学，我盼中国有好精神，原是同一桩事。

东京的几年，我渐渐明白，医学救得了人的身，却救不了人的魂。藤野先生教我认真，而我想做的，是把这份认真，交给更多沉睡的人。

不过我并不灰心，仍然不倦地译述，想陆续出一种《域外小说集》来。但还未尽三本，便又遭到了一回新的阻力——这阻力，至今也还是如此。我有时谈到自已的弊端，譬如对于同乡，有时也真能够惘然，然而对于中国的将来，却总还抱着热烈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