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。他举止之间，常露出一种无所归着的落寞来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履历，单知道他先前是水师学堂出身，后来似乎到日本去留过学。

报馆与失落

不久，报馆案的风波起来了。关系到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城，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。爱农做监学，还是那副样子，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办事，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然而旁人却渐渐对他不满起来，说他在报上乱说话，又说他同里边的人不大合式。

其实爱农并不是迟钝的人。他的职位不住地下落，从监学而教务，而庶务，终于连一个教书的馆地也失掉了。后来我回故乡去，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：爱农失业以后，寄食于熟人家，不久又落到教书的地步，终于连教书的馆地也失掉了。一天，他坐在船上喝酒，夜里不小心，掉在水里淹死了。

第二天打捞尸体，是在菱荡里找到的，直立着。我疑心他是自杀。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，不容易淹死的。夜间独坐在会馆里，十分悲凉，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。但随后证据越来越分明，刺客有的是，被杀的也时时见于报纸，爱农的死，大约的确是失足落水。然而我至今不明白，他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
我于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了他醉酒时说过的话：“老迅，我们那年从东京回来，船里还遇见着，你记得么？我实在熬不住了。”我知道他熬不住的，是那种无人识、无处用的悲哀——清醒的人，往往最先被旧世界挤到边缘。

悼范君

后来我作了一首《哀范君三章》，其中有句云：“风雨飘摇日，余怀范爱农。华颠萎寥落，白眼看鸡虫。”鸡虫就是了，本没有什么深意，但他看了或者会苦笑罢。我独坐在会馆里，回忆起和他初识的那一年——那时节，我们还都年青，以为一声电报就能唤醒一个时代。

我其实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，是在他从故乡失了业，漂流到乡下的时候写的。信里说：“老迅，我实在熬不住了，近来连酒也喝不成了，乡下人看我如怪物。你若在北京有事，可否替我想想？”我接信后立刻写信回去，劝他来京，但信发出后许久没有回音，等到再听见，便是他落水的消息了。

夜里的菱荡想必是冷的。他那样一个会浮水的人，竟会在夜里掉下去，直立着被人捞起——我每每想起，总疑心他不是失足。然而既没有遗书，旁人也只当是酒醉失足，连报上也不曾多登。时代翻了身，可落在水里的人，依旧无声无息。

爱农失了馆地以后，生计越发艰难。他不肯去巴结旧势力，也不愿回故乡受人白眼，只在乡下熟人处寄食，偶尔替人写写信、算算账，换几升米。那样一个分明的人，竟落到要靠笔墨糊口，连酒也喝不起了。

我曾托人带话，说北京若有小事，可来寻我。他回说“且缓，我这副样子，去了也是累赘”。我知道他的傲气，也懂他的难处，便不再强劝，只暗暗替他留意机会。

孰料机会没等到，人却先没了。报上只短短一行，说“范姓塾师醉坠水死”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半晌说不出话——一个会浮水的人，怎么就淹死了呢？

后来我常想，爱农的死，或许不是偶然。那个时代容得下糊涂人，却容不下一个太清醒的人；它不杀你，只慢慢把你挤到水边，等你自己落下去。而他，大约也早就看穿了，只是不说。

他的女儿，我后来托人打听过，据说由亲戚抚养，境地也寻常。一个清醒人的骨血，终究要落进这寻常的烟火里去，被日子磨平棱角——这或许是他最不愿见，却又最无可奈何的。

我常想，若爱农生在今天，该是怎样的人？大约仍是个不肯低头的教员，在课堂上一本正经地讲着常识，惹得某些人皱眉。可至少，他不会再需要一个菱荡，来成全自己的沉默。

夜风穿过会馆的窗棂，吹动案头的日记。我提笔，想写点什么纪念他，却只写下“范爱农”三个字，便再写不下去。有些人的分量，本就不是文字装得下的——那灯，便是记着的人本身。

窗外渐白，天快亮了。绍兴的夜，和那年光复时的夜，原是同一种黑；只是那年他眼里还有光，如今只剩我替他记着。人走了，灯却不该灭。

我有时梦见爱农，还是那副长头发、眼球白多黑少的模样，在绍兴的街口朝我笑，说“老迅，我今天不喝酒了”。醒来只剩半盏凉茶，和窗外迟迟不肯亮的天。

人说时间能抚平一切，我却觉得，有些遗憾是被时间养得更清楚——越久，越分明地立在眼前，像菱荡里那具直立的身子。

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？倘在上学，中学已该毕业了罢。夜色渐深，我翻开旧日的日记，仿佛又看见那个长头发、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在绍兴的街口朝我笑。只是那笑容里，早已没有光复那天的明亮了。人生的凉薄，大抵如此；而记忆，却总在无人处，替故人亮着一盏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