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：——“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

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：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窃取了尸体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但对于由谁拟电稿，却发生了争执：他认为伊可是非去不可的，然而大家不赞成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；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，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然而这意见后来大抵都忘记了，只有一件小事有时还感到，就是他从日本回来之后，偶然一次在乡里做教员，因为不满意旧势力，竟至于站不住脚。

重逢于绍兴光复

几年以后，忽然从同乡那里知道，革命已在武昌起义，绍兴也光复了。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，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“老迅，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我跟着他去。

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然而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依旧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——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。只有范爱农他们新添了一块“咸与维新”的牌子的军政府，里外都是一样。

到冬初，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，然而还喝酒。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。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。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，他去了一趟北京，回来却说没有事可做；大约有将先前的水旱恤金充作公用之望，而先前的恤金，我们是早经花光了的。爱农学会了监之后，办事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，然而旁人却渐渐对他不满起来。

爱农做监学的时候，很可以喝点酒，但不多，也不骂人。办事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学生们对他倒也还亲近，只是上边的人，总看他不大顺眼。他写信给我，说绍兴的“光复”不过换了一块招牌，里面的角色依旧是旧人；他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，却又还在撑着。

我们偶然在街上相遇，他便拉我到酒肆里，斟了一碗酒，自己先干了一碗，然后说：“老迅，你看，这城是新的了，人却还是旧的。”我默然。他也默然。两个人都明白，有些东西不是换一面旗就能换掉的。

爱农在绍兴师范做监学，学生倒也服他，只因他办事认真，不徇私情。上边的人却嫌他执拗，凡事总要问个明白，不肯含糊点头。他夹在中间，两头不讨好，却也硬撑着，不肯改了性子去逢迎。

有一回，孔教会的人来校里宣讲，劝学生读经尊孔。爱农当面驳道：“民国既已肇建，何必又搬出前清的陈腐？”话一出口，便得罪了校长。后来学监的位子被撤，他不过淡淡一笑，说“本来也不是我久恋的地方”。

我那时在北京，偶尔接到他的信，字迹潦草，却仍带着那股不肯低头的劲。信里说绍兴的“新”不过是换汤不换药，他言语间有失望，却没有绝望。我回信劝他出来走走，他回说“走不动了，且看罢”。

革命后的绍兴，招牌换了，税却没少；官换了，苛待百姓的脾气却没换。爱农看得透，所以痛苦；旁人看不透，所以安稳。这安稳与痛苦之间，隔着的，是一整个时代的良心。

他偶尔也来我住处坐坐，不喝酒，只闷闷地抽旱烟。我问他还写不写文章，他苦笑：“写给谁看呢？这世道，明白人越多，越没有明白人的活路。”我竟一时接不上话。

临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，力气很大，像要把什么托付给我。我那时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他托付的，是替他记住——记住这城曾“光复”，也记住“光复”后依旧寒凉的夜。

爱农的执拗，在外人看来是不识时务，在我眼里却是难得的干净。一个干净的人，落在泥里，旁人只嫌他沾了泥，却忘了是先有泥，才显出他的干净。

后来我常想，若人人都学爱农那般不肯低头，这世道或许早该换个样子；可偏偏，肯低头的人多，肯挺直的少。

忽然是武昌起义，接着是绍兴光复，接着是墟惊的一般的安静。爱农做监学，还是那副样子，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穿着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谈起活络起来的绍兴，他眼里却又浮起先前那种白多黑少的渺视来。